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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何去何從?

黃有光 原創 | 2019-04-30 12:04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經濟學 

 

  2019年2月,《管理世界》發表了一篇由一位重量級學者(學部委員)撰寫的洋洋近3萬言的重頭文章,金碚教授的《試論經濟學的域觀范式——兼議經濟學中國學派研究》(下稱“金文”)。筆者雖然不完全同意金文的觀點,但必須承認金文有重要論述,也有很大的代表性,很值得進一步討論。

  大體而言,本文認為,金文正確地指出簡單傳統經濟分析的一些重要局限性,但部分有夸大,部分有扭曲,需要商榷。金文提出的“域觀”范式也有很正確的方面和有用的觀點。“域觀”主要在于強調不同人、不同文化與制度背景下,經濟行為與關系有很大的差異性。傳統范式并不否認這些差異性,其不考慮這些差異性的簡單分析,只是方便分析的簡化。在傳統范式下,也可以拓展成為可以分析不同文化與制度下的不同“商域”。因此,現代經濟學是否需要進行金文建議的范式改變,需要進一步討論。

  下文第一部分討論對傳統經濟學局限性的正確理解;第二部分評價金文提出的“域觀”范式;第三部分討論拓展傳統分析的一些方向;第四部分討論關于拓展與創新的一些方法論問題;第五部分是簡短結論。

  一、關于傳統經濟學的局限性

  傳統經濟學的中心,是分析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效用與利潤最大化而做出的經濟行為,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而達致的數量與價格上的均衡,以及對這個均衡結果的效率評價。這個評價的主要結論是福祉經濟學第一定理:當一個市場經濟不存在任何壟斷力量(每個消費者與生產者都不能夠獨自顯著影響價格),又不存在無知和像污染等外部性等復雜因素,完全競爭的全局均衡(通常被誤譯為“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優的。在污染嚴重的情形下,絕大多數經濟學者支持對污染征稅(詳見下文第三部分第二節)。在消費者信息不足的情形,像食品安全問題,多數經濟學者也不反對適當保護食品完全的法令,但不需要保證食物好吃的法令,因為好吃不好吃,一吃就知道。

  為了分析上的簡化,至少是在教科書與課堂上,假定一個消費者的效用只受她自己的消費品的影響,生產者的產量只受自己的投入的影響等。這些簡化假設,顯然是很不現實的,使傳統分析有很多局限,從而有很多需要拓展的地方(關于簡化假設的可接受性,見下文第四部分第三節)。在這個意義上,金文強調傳統分析的局限性,是正確的。不過,金文的分析,至少有幾個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如下述。

  (一)傳統核心分析不必貨幣,更非主角

  金文說,“按照微觀—宏觀學術范式,經濟學構建的是一個‘貨幣故事’體系:微觀范式的根基是‘交換’,宏觀范式的根基是‘加總’,兩者都必須以貨幣單位為‘語言’和尺度,如果沒有貨幣,微觀—宏觀范式就無法表達其含義。所以,在微觀—宏觀范式中,貨幣不僅是‘面紗’,更是‘主角’”(金文第22頁)。

  其實,傳統經濟學的核心分析,至少是其微觀部分,完全不必用貨幣與商品的金錢價格,而只是關注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簡單起見,考慮大家比較熟悉的消費理論(生產理論類似)。傳統理論讓任何一個消費者最大化其效用,并只讓其自己的消費量進入其效用函數;而預算約束是每個消費品數量乘以價格的總量(即總支出),不能夠大于總預算。不過,這些價格,不必是金錢價格。可以選任何一個消費品為計價物品(numeraire)。這個計價物品的價格從定義上就等于1,其他消費品的價格是和這個計價物品的相對價格。因此,所有價格都只是相對價格,不考慮絕對價格或金錢價格。根據這樣沒有貨幣或金錢的核心分析,可以得出傳統的基本消費理論的所有結論。

  經濟學者也認為,如果在這個核心分析上,再加上貨幣,也不會影響任何結論,各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與均衡交易量不會改變。因此,貨幣只是一個“面紗”,不影響真實面貌。因此,在傳統核心分析中,貨幣是不必要的,不但不是主角,連配角也不是。把貨幣當成主角,是對傳統分析的誤解。不過,在下文第二部分第一節提到的筆者自己提創的綜觀經濟分析(綜合微觀、宏觀與全局均衡分析)中,貨幣供應量在某些情形并不是中性的,可能會影響實值產量。然而,這個綜觀經濟分析,至少是在現在,還不能說是傳統經濟學的核心,而是對傳統的拓展。

  (二)傳統分析針對流量而非存量,并沒有問題

  金文說,“在‘事后’意義上供需永遠相等,而只有在‘事前’意義上供需才可能不等。但是,既然是‘事前’的‘想要’,在流量上并沒有實際發生,那么,沒有發生的流量如何計算呢?這成為宏觀經濟范式的一個軟肋。主流的宏觀經濟分析總是偏重于需求(流量)分析,而通常忽視‘存量’因素和供給因素。因為‘存量’是沒有發生的流量,因此,其‘價格’不是客觀的,而是估值的。……而‘存量’因素則被觀察者盡可能地‘抽象’掉了,視而不見,盡管‘存量’現象才是經濟活動的實際內容和目的所在(例如,衣食住行均為存量現象),而‘流量’不過是工具性的‘走過場’環節(衣食住行物品的買賣過程)”(金文第9頁)。

  金文的上述分析,顯然是混淆了“事前與事后的對立”與“流量與存量的對立”。不論是事前想要有的量,還是事后實際出現的量,都有流量與存量的對立;不論是流量與存量,也都有事前與事后的對立。這里用一個簡單的日常例子來說明這道理。考慮我家對水果的消費量。流量是每個單位時間的消費量。由于我們是每星期買一次食物,時間單位定為一個星期。那么,我家消費水果的流量約是平均每星期7公斤(或每天1公斤)。存量是存放在家里的水果量,平均大約是6.5公斤。因為當剛剛買了食物時,水果的存量會從約3公斤,增加到10公斤。然后隨著每天的消費,逐漸減少到下一次購物時的3公斤。每次平均購買7公斤,等于平均消費流量。多數的星期,事前與事后的流量與存量都大致相等。但偶爾市場好水果缺貨,可能原來想買7公斤,結果實際上只買了6公斤,或者有客人多吃了,就會出現一些不均衡。或者路過順便加買,或者下一次多買,恢復均衡。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衣食住行不但有存量,也有流量,并非“衣食住行均為存量現象”。其次,存量與流量都可以有均衡或不均衡,而且兩者相互相關。還有,存放在家里的水果,是方便隨時要吃,但最后目的是吃。因此,不可以說存量才是目的所在,而流量只是“走過場”的環節。傳統經濟學針對流量的分析,并沒有誤導。對于存量也很重要的一些問題,例如商家存貨數量的決定等,傳統經濟學也有專門的分析。

  (三)傳統分析的空間是歐式幾何的空間

  金文也說,“按照宏觀經濟學的學術范式,由于局限于流量分析,其假設的經濟空間仍然是(或可以是)具有空無、勻質特征的牛頓式絕對空間”(金文第9頁)。筆者認為,傳統分析的空間是歐式幾何的空間,只是數學上的概念,不是,至少不必是物理的概念。不過,牛頓式的絕對空間,在數學上,也可以理解為歐式空間。因此,金文的這個說法,不能夠說是錯的。不過,可能會被誤解。這是因為,如果不是純粹從數學,而是從物理現象而言,牛頓的物理學,已經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量子物理學所取代。因此,不小心的讀者,可能會認為,由于用了過時的理論,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從數理分析上看,把經濟變量理解為在N維歐式空間內的點,并沒有問題,不需要用更加復雜的數學空間。量子物理的一些詭異現象,只在基礎微粒的層面需要考慮,在實際經濟變量的層面,不必考慮。

  (四)即使非完全理性,經濟變量也可以加總

  金文認為,“經濟學的宏觀范式,假定各微觀經濟活動的個量都是同樣具有理性的人的行為表現,因而是可以加總的,即加總是有意義的”(金文第8頁)。“如果認定人的行為是各不相同的,實際上就是否定抽象理性人的存在(或者承認人的行為不僅僅是理性的),如果那樣,就無法解決經濟分析的加總問題(不同的事物無法加總)。為了進行行為加總并使經濟學可以有嚴謹的理論體系,就得假定人(至少是絕大多數人)是理性的,這實際上就是認定各個人的行為(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金文第10頁)。

  其實,經濟變量是否可以加總,與行為者是否理性、行為是否相同無關。如果能夠用同一個維度衡量某個經濟變量,就可以加總。例如,英文有一句話,“You cannot compare apples and pears”,即蘋果和梨不能比較。這句話有它的道理,例如有些人不喜歡吃蘋果,有些人不喜歡吃梨。但比較上的困難,也不是完全不能克服或減少。例如,筆者在上文說過,我家每星期消費約7公斤水果,讀者多數認為有意義,多數沒有反對我的敘述。不過,這7公斤水果內,就包括了蘋果和梨,以及其他各種水果。可見以公斤或重量為單位的水果量,或其他例如糖、大米等其他可以用重量為單位的商品,用重量單位的加總是可以接受的,是有意義的,雖然可能不是100%精確。另外一個可以用來加總的單位是商品的價值,不論是用金錢價格還是用計價物品的相對價格,都可以加總。

  另外一點,是否可以加總,不但和人們是否理性無關,也和人們的消費量(或其他變量)是否相同無關。這是因為,不論你是否100%理性,你是否和他人一樣,你都會消費一定數量或一定價值的商品。把每個消費者的消費量相加,就能夠得出有意義的總數(詳見下文第二部分第一節)。

  (五)效用最大化可以包羅萬象

  金文引用科斯的觀點說,“斯密不可能認為將人看做一個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觀點是合理的”(金文第11頁)。其實,傳統的消費理論的主要局限,在于只考慮消費者本人的消費量,不在于采用效用最大化的方法。這是因為,我們只要在效用函數中加上其他的有關變量,包括其他人的消費量、社會上人們的財富分配的平均程度等(這點詳見下文第三部分第一節),效用最大化的分析,幾乎可以包羅萬象。接受傳統經濟學的許多學者,也在近二三十年來,做了不少這類拓展傳統分析的工作。例子包括關于公平與罪惡感等對人們決策的影響,包括行為與實驗經濟學在這20年左右的許多研究(Cartwright,2018);Akerlof(2016)等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幾篇關于身份認同的文章;文化與制度的影響(Ang,2019)。

  二、對“域觀范式”的評價

  金文不但指出傳統經濟學的一些局限性,也提出取代或至少補充傳統經濟學的“域觀范式”。筆者認為,金文在對域觀范式的討論上,有很多可以同意,甚至值得欣賞的地方。然而,在這方面,讀者可以閱讀原文。作為商榷的文章,本文僅針對一些筆者有不同看法的地方。

  (一)傳統經濟學并不否定差異性

  以筆者的理解,“域觀”的主要論點是,不同的人或經濟行為者,以及在不同的文化與制度背景下,會有不同的經濟行為,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商域”,進行不同的分析,“從經濟理性、價值文化和制度形態的三維視角來觀察和刻畫”(金文第11頁)。“商域是指具有一定價值文化特征和特定制度形態的商業活動區域或領域”(金文第12頁)。

  筆者大致同意“域觀”的論述。不過,是否需要范式的轉變呢?為了分析,尤其是教學上的簡化,簡單的傳統分析大都沒有考慮,至少沒有強調差異性,但這并不表示傳統分析否認差異性。例如,在簡單的消費理論,可以用完全忽視差異性的代表性消費者分析,也可以用N個不同的消費者,每個消費者i的效用函數 Ui與預算yi是可以不同的,依然可以導出消費者i對某個商品j的需求量 xij是其預算yi與所有商品價格的函數。給定任何一個商品j,由于所有的個別消費者i的需求量xij都是以同樣的單位,例如公斤來衡量的,就可以對所有消費者的需求量xij對所有的消費者i加總,得出整個市場對商品j的需求量 xj。因此,即使課堂內的簡單消費理論,也沒有排除不同消費者之間的差異性。

  因此,我們不必拋棄傳統的范式,只要對它進行拓展,包括讓更多變量進入個人的效用函數,進一步分析人際差異、信息、文化與制度的影響等,就可以利用傳統經濟分析的優點分析更多的內容,使經濟分析更加全面。這些拓展,是很多經濟學者現在正在進行的,也已經取得不少有用的結論,雖然這方面的工作,還遠遠沒有完成,還有大量的發展空間。

  例如,筆者這40年來(Ng,1977,1982,1986,1992,1998,2009,2014;黃有光,2010,2019),把傳統的微觀、宏觀與全局均衡分析結合起來,成為綜觀分析。該分析針對一個典型廠商利潤極大化的選擇,而考慮了宏觀變量與其他廠商對其的影響,不必假定完全競爭,得出包括貨幣學派與凱恩斯學派都是綜觀分析下的特例的結論。包括由于貨幣供應所造成的名義總需求的改變,可能只影響價格,不影響產量(貨幣學派的情形);也可能只影響產量,不影響價格(凱恩斯學派的情形)。還有其他情形,包括可以部分解釋商業周期的“預期奇境”,以及可以部分解釋1929年式的大蕭條的累積收縮的情形。對成本變化的影響也有分析;也可以分析一個行業的情形。雖然筆者得出一些超越傳統的結論,19世紀60年代就成名的前倫敦大學Robin Marris(1991)教授,認為筆者的分析是替凱恩斯經濟學提供不完全競爭的微觀基礎的當代先驅,筆者并不敢說筆者的分析是新的范式,而只是對現有分析的拓展。要有新的東西,未必一定要推翻舊的東西。可以添加,而不必是重來。

  (二)全球化不必要求全球同質化

  金文說,“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世界經濟傾向于形成能夠使具有不同域觀特征的經濟體進行互聯互通、廣泛交易和公平競爭的國際秩序。一方面,各國經濟具有自己的域觀特性,不可能做到全球同質化”(金文第15頁)。筆者認為,全球化不必要求全球同質化,各個參加全球化的經濟體的域觀特性是否相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像金文所說,“各國家(各商域)之間要達到順暢交往、交易和公平的競爭與合作的全球化格局”(金文第15頁)。

  金文繼續說,“無論達到怎樣的經濟發展水平,國與國之間的價值文化及制度形態間的差距仍然巨大,并沒有發生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后,各國價值文化及制度形態也趨同的情況”(金文第15頁)。筆者認為,應該有部分趨同的傾向,但并沒有完全趨同,也不必完全趨同。即使沒有完全趨同,甚至完全沒有趨同,全球化依然可以給參與的各個不同文化與制度的經濟體帶來互惠互利的結果,其中中國這幾十年的快速增長,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意大利最近與中國簽約,接受“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也很可能將會是另外一個見證。

  (三)有特性不表示沒有共性

  “域觀”強調不同經濟體的特性。這沒有錯,但金文對這方面的強調,被過分夸大到幾乎否認共性的存在的程度。例如:“世界上任何經濟體都是有其‘特色’的,不存在無特色的純粹市場經濟過程”(金文第14頁);“不存在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微觀—宏觀經濟空間”(金文第21頁)。

  當然,每個人都是具體的、有個性或特性的人,但顯然也存在所有人都具有的一些共性,例如:每個人都需要呼吸、吃飯、睡覺;每個人面對的預算約束都不是無窮大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公德心與社會認同需求等。因此,對共性的分析也是有用的,不可以說,“如果不對現實的經濟空間進行‘域’的劃分和定義,經濟學對現實的分析是無能為力的”(金文第13頁)。如果沒有分析特性,對現實的解釋不能達到100%,但不能說是無能為力的。對許多問題,對共性的認識,往往更加重要。因此,西方人發現或發明的數學、物理學、電燈等,在中國也適用;中國人的針灸,也能夠醫治西方人。如果沒有共性,這怎么可能?

  金文也說,“中國一方面向西方學習,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科學理性、先進文化和制度因素;另一方面強烈地保持著中國的思維、文化和制度的歷史遺產因素,堅持‘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金文第16頁)。筆者大致很同意這個觀點。不過,“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要有選擇性,好的要保留與發揚,不好的要改良。其次,筆者認為,文化與制度可以各地區不同,但思維應該是全人類一樣的。不然,為何全人類能夠有同樣的數學、同樣的邏輯推理?

  三、拓展傳統經濟學的一些方向

  拓展傳統分析的可能方向,除了金文提出的“域觀范式”,還有其他許多可能性,包括上文已經提到的,例如分析傳統分析抽象掉的一些變量。要看出哪些方向是值得拓展的一個方法,就是看看傳統分析的一個主要(如果不是最主要)的結論:福祉經濟學第一定理。上文已經有提到,該定理論證:當一個市場經濟不存在任何壟斷力量,又不存在無知與像污染等外部性等復雜因素,完全競爭的全局均衡是帕累托最優的。

  (一)分配平等程度的重要性

  顯然地,福祉經濟學第一定理只論證(帕累托)效率上的最優性,不涉及分配上的優劣。因此,一個明顯需要補充傳統分析的方面,是關于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問題。當然,該問題從經濟學還沒有發展出來的時候,人們就很關心了。《論語》老早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說法。近年西方研究貧困與分配問題的成名經濟學家包括2015年的諾獎得主Angus Deaton與在2017年去世的Anthony Atkinson。于2018年,筆者根據在牛津大學的“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內容整理的文章剛剛發表為Ng(2019),討論了全球滅亡與動物福祉的問題。

  不過,用包括統計學與傳統經濟學等方法來研究收入分配的問題,大致應該是對傳統分析的補充,而不是真正的拓展。一個拓展的方向是,讓收入或財富分配進入個人的效用函數(在簡單的、沒有區分不同時段的均衡與比較靜態分析,消費、收入與財富是同樣的)。

  分配影響人們的偏好的途徑,至少有兩種。第一是人們直接對分配的平均程度有偏好;通常假定人們偏好比較平均的分配;第二是分配的平均程度影響其他變量,例如分配越不平均,社會越不和諧,犯罪率越高等。早在1973年,筆者有一篇文章,不區分這兩種方式,把分配的平均程度當成是一種公共物品,直接進入每個人的效用函數進行分析。這個分析的結果,得出兩個悖論:重分配的悖論、普遍外部性的悖論(Ng,1973)。

  有人說過,能夠發現一個悖論,就可以“當垂不朽”。筆者發現了兩個,還不敢認為會不朽。不過,可能因為發現了兩個悖論,心滿意足,沒有更進一步分析。現在想想,如果進一步分析,應該可以得出,例如:即使不存在無知與像污染等實質外部,福祉經濟學第一定理可能也不成立。這是因為,即使只考慮純粹帕累托效率,也可能需要進行某些對市場的干預;例如,對很低收入者的補貼,不但在分配上是有利的(增加平等程度),也是提高純粹帕累托效率的;例如,因為減少犯罪對增加社會和諧等的作用。當然,我們也必須考慮政府干預的行政與其他成本。

  要增加分配的平等程度,除非有某些效率上的原因,應該在整體收入或財富分配的層面著手,而在具體措施上,包括在具體成本效益分析與具體商品的價格上,應該以效率掛帥,不論富人窮人,一塊錢就是一塊錢,像筆者在三十多年前在《美國經濟評論》上論證的一樣(Ng,1984)。整體平等政策雖然可能有反激勵作用,但在具體措施上的平等政策,只要其平等作用一樣大,也有同樣的反激勵作用,又有額外的反效率作用,因此,比不上前者。

  傳統的關于效率與平等問題的討論(Mirrlees,1971;Okun,1975,2015)強調效率與平等之間的替代作用,例如通過劫富濟貧來增加平等,會有打擊激勵等減低效率的作用。近年的研究發現,增加平等也有減少犯罪,增加社會和諧,甚至增加經濟成長率的作用(Mokyr,2014)。這包括,在以前,物質資本比較重要,因此分配不均通過提高儲蓄率而提高經濟增長率;現在人力資本比較重要,反而是分配越平等,通過更多人力資本的累積而提高經濟增長率。

  (二)經濟學界對污染征收庇古稅的精神分裂

  從福祉經濟學第一定理,也可以看出,當存在像污染等重大外部性時,可能需要征收污染或環保稅。中國已經在2018年初開始征收環境保護稅。有如筆者在《網易》的專欄文章《中國環保稅稅額嚴重偏低》所論述,“能夠開征環保稅,這是一個值得作為大事慶祝的開端,并希望稅額能夠增加十倍百倍以上。……不必擔心環保稅對經濟的打擊,至少長期而言,環保稅能夠提高經濟效率,對人民的健康與福祉有很重要的貢獻。”

  關于污染問題的環保經濟學,當然已經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豐碩,本文不能完全綜述,只指出關于對污染征收糾正性的庇古稅(Pigou,1928)的課題上,經濟學界有一個像是精神分裂的問題。在現實世界,例如在應對全球變暖的問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者是支持庇古稅的;不過,在理論分析上,有如下述,卻好像被反對庇古稅的科斯理論所統治。

  國內著名的張五常教授于1990年7月,在科斯教授(Ronald Coase)獲得諾獎之前,寫過《我所知道的科斯》一文,重新刊登在2013年年底,在張五常教授主辦的追憶科斯的深圳會議時出版的手冊《追憶科斯》。在此文的第4頁,張五常教授敘述了一個在1960年春天,包括好幾位后來的諾獎得主與其他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的“經濟學歷史上最有名的辯論聚會”。

  “科斯問:‘假若一家工廠,因生產而污染了鄰居,政府應不應該對工廠加以約束,以抽稅或其他辦法使工廠減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預—正如今天香港的環保言論一樣。但科斯說:‘錯了!’跟著來的爭論長達3個小時,結果是科斯屹立不倒”(手冊第27頁)。“科斯反對政府干預污染勝了一仗”(手冊第28頁)。張五常教授關于上述辯論的敘述,也由諾獎得主George Stigler(1985)的回憶文章所印證,可靠性沒有問題。

  科斯的觀點發表于1960年的《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此文(Coase,1960)曾經很多年成為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文章,也是科斯的最主要兩篇文章之一,可說值得半個諾獎。此文雖然也論述了一些正確與重要的觀點,包括污染的兩面性與科斯定理,但此文最主要的論點(批判庇古對污染征稅的建議),也就是上述3小時辯論的內容,卻是基于“全有或全無”的錯誤,忽略中間情形。然而,讓人驚奇的是,在場的其他20名經濟學者,包括好幾位后來的諾獎得主,卻在辯論后全部支持科斯,從原來的20對1票反對科斯,變成21對0票支持。

  科斯不用數學,也不用圖形分析,只比較完全自由污染(全有)與完全禁止污染(全無)的兩個極端情形。給定只考慮這兩個極端的比較,科斯用合理的數字,有說服力地論證:可能自由污染比禁止污染好,或反過來,不能一概而論,必須看具體情況。科斯的這個結論,用來批評要求完全禁止污染的極端環保主義者,是成立的。然而,科斯卻用它來批判對污染征收庇古稅,這是錯誤的。

  庇古以及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經濟學者,并不建議完全禁止污染,因為這可能使生產幾乎完全停頓,可能得不償失;而是根據單位污染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對污染征收污染稅。這并不會是使污染減少到零的極端,而是使污染減少到其邊際利益(對污染者)與邊際成本(對社會)相等的社會最優點。當污染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很難估計時,對污染征收污染稅的稅率,可以根據通過清理或減排(abatement)投資來減少污染的邊際成本的大小來決定。而且,根據這樣的稅率,污染稅的收入會大于最優清理投資總量,使清理的資金來源也不成問題(Ng,2004)。

  由于科斯只比較全有與全無的兩個極端,使他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不對稱性。在自由污染的情形下,最后一個單位的污染量,對污染者而言,其邊際利益是無窮小的,而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卻是很大的。這個不對稱性使能夠減少污染的庇古稅是有利的。如果只比較完全自由污染與完全禁止污染,污染的利益與危害大致是對稱的。由于科斯只做這個全有或全無的比較,使他以及其支持者忽視上述不對稱性,而得出反對對污染征稅的錯誤結論(Ng,2007;黃有光,2011)。

  科斯的錯誤,一方面是方法論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芝加哥學派過分強調市場的功能,反對政府干預。市場能夠有效運行的地方,讓市場工作,這是對的。然而,污染或環保問題,單單市場本身是不能有效處理的,必須依靠政府的輔助,甚至世界各國合作來進行。

  科斯與張五常反對對污染征稅的錯誤觀點,對中國到近年都有很大的影響,其支持者包括著名的北大張維迎教授(黃有光,2015)。筆者以前在中國建議對汽車與汽油征收污染與堵塞稅,就曾經被批評為忽視了科斯對庇古的批判。因此,認識這個“全有或全無”的錯誤,是很重要的。

  四、理論拓展與創新的一些方法論問題

  不論是創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或是拓展原有的理論,都需要注意一些方法論方面的問題。本部分不能提供一個完整的論述,只簡單討論3個可能可以讓人們避免走歪路的要點。

  (一)觀點不同未必一方有錯誤

  不局限于經濟學,但可能尤其是經濟學,不同學派甚至同一學派的不同學者,對于同樣一個問題,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所謂“6個經濟學家,7個不同答案”的說法。

  其實,同一個問題,不同的答案未必一定涉及錯誤的答案。同一個問題,很可能有不同的面相、不同的層次、對不同人們的不同影響等。因此,不同的答案,多數都不全面,但未必只有一個答案是正確的,其他的都錯。不同學者,各人著重點不同,就很可能有不同的答案。這有點像夏斌(2019,第19頁)說的,“以不同的視角看世界經濟,會形成不同的理論”。也像瞎子摸象,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全面,但都可能反映了事實的某些方面,都算有些貢獻。當然,也不否定,一些發表在即使是頂級期刊的文章,也可能一無是處,完全沒有貢獻。

  我們現在對多數經濟問題的答案,可能不很全面。不過,隨著經濟學的發展,以及有關數據的增加,我們希望答案可以越來越全面。不過,也不應該要求太高。例如,不但是經濟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甚至連科學嚴謹程度最高的物理學(不算屬于純邏輯的數學),也遠遠還沒有望到統一場論的影子,遑論經濟學?

  (二)為何還是應該以傳統經濟學為主角

  雖然傳統經濟學只是一種簡化分析,有很多相關因素沒考慮到,但無論在教學還是在應用上,至少在現階段與可以預見的將來,還是應該以傳統經濟學為主角,但在個別問題可以以其他派別的研究成果適當補充。這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傳統經濟學所聚焦的雖然不是所有因素,但是是有關經濟問題的最主要或最容易分析的因素。后來的學派所重視的,或比較次要、間接或難以分析。

  其次,傳統經濟學已經累積了幾百年的功力,其他學派的歷史比較短,加上問題比較困難,得出的有用結論比較少,也比較不可靠。還要等將來多年的發展,才可能會得出比較有用的結論。例如,關于理性與自利。每個人都有相當程度的理性與自利,但都不是100%的理性與自利,也有非理性與利他的因素。但理性與自利還是主要的。這有生物學基礎。人是萬物之靈,主要不是靠尖牙利爪來生存,而是靠智力來戰勝其他物種的競爭。

  因此,人是有很高水平的理性的。而且,自然選擇主要是以個體為單位(雖然也有群體選擇(group selection)),因此,自利的假設大致是正確的。不過,人也是靠分工合作來生存的,因此,也有社會偏好與利他的因素。兩者都考慮當然比較全面,不過如果要簡化而聚焦分析其中之一,當然以自利比較重要。還有,像包括田國強(2017)在內的許多經濟學者所強調的一樣,機制的設置與政策的采取等,如果假定自利而實際上人非自利,問題不大;但如果假定人們大公無私而實際上大體自利,問題很大。

  最后,傳統理論用的一些假設,雖然不是100%成立,但據其的分析結論,往往有大致的可靠性。例如,理性的假設忽視非理性,但很多(不是全部)情形,各種不同的非理性對理性下的結論的差距是不同方向的,因而往往大致相互抵消。當然,行為經濟學也發現,也有很多并沒有抵消,因而可能需要做比較大的修正。再如,完全競爭的假設也很不實際,但如果沒有人為因素的壟斷,不完全競爭的程度大致相差不大,只要依然有充分就業,整體經濟的效率依然可以很高。不過,根據筆者的綜觀分析(Ng,1986),在非完全競爭下,比較可能出現非充分就業的情形。

  (三)簡化假設是否可以接受

  任何理論都是基于一些簡化的假設。如果完全沒有簡化,那就是真實世界本身,就不需要理論,去看真實世界就可以,但也未必能夠全面認識。那么,我們應該接受怎樣的假設,而拒絕怎樣的假設呢?答案是,要看情形,有些情形可以接受某些簡化假設,有些情形不可以接受,要看這個假設是否使你得出誤導性的結論,如果是有誤導性的就不可接受,如果沒有,只是簡化分析,結論如果是對的,就可以接受。而且同一個假設,在分析某些問題上,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完全一樣的假設,在分析另外一個問題,可能就是不可接受的。

  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你駕車從北京到上海,你查出北京到上海有幾公里,開車平均速度幾公里,除一下可以知道幾個小時到上海。在這個計算中,你不考慮你的車的長度,假定它只是一個點,從北京這個點到上海這個點需要走多少時間?假定你的車子是沒有長度的,這是簡化的假設,對于這個問題完全可以接受,不影響你得出幾小時可以到上海。

  假設你的車的長度只是一個點,沒有長度,同樣這個假設,在下面的問題就是不可接受的。假定你要過一個沒有紅綠燈的交叉路口,兩邊都有車過去,你說我閉著眼睛,不看有沒有車,就開車過去,會跟另外一輛車相撞的或然率有多少?如果你知道車的次數、速度、長度等信息,可以計算這個或然率。但是,如果你假定你的車是沒有長度的話,不管是多么多車的交叉路口,你算出的或然率就是零。

  所以,你就得出結論,我閉眼開車過去,相撞的或然率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同樣的假設,你回答這個相撞的或然率,車沒有長度的假設是不可以接受的,實際上相撞的或然率是相當高的,你過去可能就死掉了。完全同樣的假設,在一個問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另外一個問題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因此,要看你分析問題的性質。對于經濟學內一些采用可以和一些采用不可以接受的簡化假設的例子可參見Ng(2016)、黃有光(2019)。

  五、結論

  金文洋洋灑灑,涉及許多方面的問題,雖然有如本文所論述,有一些需要商榷的地方,但金文論述重要問題,解釋清楚,條理分明,在得到本文的補充之后,應該是經濟學博士生水平的良好的方法論教材。有如金文所述,傳統經濟學顯然有局限性,須要拓展,以“域觀”的方向來補充,加多分析不同經濟、不同領域的差異性,不失為拓展傳統的一個重要方向。本文第三部分也討論了關于收入分配與污染稅等方向的拓展。

  金文本身,也沒有主張放棄傳統經濟學,而是建議以“域觀”補充微觀與宏觀,更加重視差異性和文化與制度的影響。筆者也認為,傳統的約束條件下的最大化的變量選擇,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而達到的供需均衡,以及對均衡的評價,是經濟分析的核心。這個核心不能放棄,還要加強與拓展,包括引入傳統變量(消費者本人的消費量)以外的有關變量、不完全理性、不完全信息以及金文所強調的文化與制度的作用等(黃有光,2019)。

  這些拓展,已經在進行,包括已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信息經濟學(諾獎得主包括 George A. Akerlof、Michael Spence與 Joseph E. Stiglitz)、實驗與行為經濟學(諾獎得主包括Daniel Kahneman、Vernon L. Smith與 Richard Thaler)。這像夏斌(2019,第15頁)比較生動的敘述:“最具諷刺的實證是,信息論、博弈論、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一個接一個地在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幫助著原來經濟學原理中干癟的、高度抽象的、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的‘理性人’概念,逐步地豐滿起來,具體起來,靈動起來”。

  不過,筆者認為,這完全沒有諷刺意味,反而證明學術界并不排斥對傳統的有用補充與拓展。然而,這些拓展,雖然已經大有成果,但還有大量的空間,經濟學者遠遠還沒有到可以休息的時候!

個人簡介
澳洲蒙納士(Monash)大學經濟系教授,出版過《福利經濟學》,《黃有光看世界》等書,在國際權威經濟學期刊發表過許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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